在上一期文章中，我們介紹了中小投資者的盲目追漲是“炒新”的最大風險。其實盲目追漲從本質上看，是一種典型的“博傻”行為：在股價不斷攀升時，仍相信將來會有人以更高的價格從他們手中接過“燙山芋”，但最終的結果是“犧牲”了自己。這種盲目追漲的“博傻”行為，往往是為他人作了嫁衣，自己蒙受了股價沖高回落后帶來的損失，卻使得股價被大幅拉升前買入的大戶成為真正的受益者。

　　投資者可能會好奇，為什么大戶會是真正的受益者？我們按照日均持有市值，將個人投資者賬戶分為散戶(小于10萬元)、中戶(10~100萬元)、大戶(大于100萬元)三類，以2010年以來在上海證券市場上市的64只新股為分析對象，并結合4只被盤中臨時停牌的新股交易數據，對滬市新股上市首日價格形成機制進行了統計分析，分析結果顯示：

　　一是大戶是新股首日開盤價的決定者。在新股上市首日的集合競價階段，個人投資者是主要的參與者。比如，2011年新股上市首日的集合競價階段，個人投資者買入申報賬戶數占比為99.2%，買入成交占比為89.7%。從賬戶買入申報價偏離發行價的幅度來看，個人大戶申報價與發行價的平均偏離度超過了15%，合計買入申報占比和成交占比分別為49%和53%。由此可見，個人大戶是新股開盤價大幅偏離發行價的主要推動力量，而定價超出預期易引起市場關注。

　　二是新股首日交易高換手率為“炒新”提供土壤。從滬市新股上市首日交易換手率看，總體呈現換手率越高、股價首日漲幅及盤中最高漲幅也越大的特點。其中，因盤中漲幅過大引發臨時停牌的4只股票全天換手率均值為87.2%。從其首日交易來看，在開盤后不久、股價未大幅上漲前，買入交易的賬戶以大戶為主，其平均買入交易量約占該階段市場成交量的53.2%；而在換手率較高、股價被大幅拉升階段，大戶參與度降低，買入占比僅約17%左右，此階段中戶和散戶參與度明顯提高。

　　三是中戶和散戶在高換手率下的“追漲”助推股價非理性上漲。新股上市首日股價窄幅震蕩階段大戶大量買入后，換手率已達高位，市場可流通的籌碼已所剩不多。此時一旦少數賬戶帶頭追漲，中戶和散戶往往進行群體性的“博傻”行為，則直接導致股價迅速上漲。從4只被盤中停牌的新股首日交易看，在股價大幅上漲階段，中戶和散戶的買入占比高達83.8%，他們的“追漲”行為助長了當日股價的非理性上漲，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新股的炒作。

　　四是散戶為最主要的虧損者，大戶整體盈利。根據投資者新股上市首日交易盈虧情況統計，可以發現散戶是最主要的虧損者，有56.7%的散戶虧損，其中3.7%散戶虧損達到20%以上。從平均收益率來看，散戶和中戶的平均收益率最低，都為負值，而大戶的平均收益率為正值。

　　從上述分析結果可以看出，新股上市首日，大戶在集合競價階段的申報行為對開盤價形成起了主要的決定作用，高換手率提供了炒作的土壤，中戶和散戶的群體“追漲”是股價大幅上漲的動力，少數賬戶關鍵價位的帶頭買入則是導火索，這一系列的交易行為導致了新股首日盤中價格的大幅波動。

　　針對新股上市被過度炒作的現象，證券監管部門和證券交易所一直予以密切關注，并采取了一系列監管措施。例如，上交所已建立了一套涵蓋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全過程的新股炒作防控機制：事前梳理“炒新”賬戶、將“炒新”賬戶列入重點監控對象，以提高新股交易監控的針對性；事中及時采取電話警示等措施，并對盤中漲幅過大的新股實施盤中臨時停牌；事后對不聽勸阻、多次“炒新”賬戶發出監管警示函，對異常交易行為嚴重者實施限制交易的紀律處分，等等。此外，上交所還注重通過公開媒體加強對廣大投資者“炒新”風險的警示宣傳，包括公布限制交易紀律處分的案例，強化市場威懾效果。

　　上述防控措施的實施，發揮了積極作用，使得新股炒作現象得到初步遏制。然而，目前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“炒新”風險意識依然較為薄弱，防控新股炒作工作依然任重道遠。證券監管部門和證券交易所將從法規完善及強化處罰手段等方面，進一步研究防控新措施，采取更具針對性的措施，加大處罰力度，進一步做好非理性“炒新”防控工作，促使新股交易價格理性回歸。